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认定标准

关键词

恶意串通第三人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条文

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第五百零八条本编对合同的效力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第一编第六章的有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第二十条实际投资者与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之间的合同因恶意串通， 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被认定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2020年12月29日修正)。

第七条买受人以出卖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另行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将房屋交付使用，导致其无法取得房屋为由，请求确认出卖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年12月29日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精神

13.大力弘扬契约精神和诚信原则，根据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规则严格认定欺诈、恶意串通。在涉及项目建设、运营、采购、招投标等涉外民商事案件中，如相关国家的法律对合同效力规定不一致的，应用确认合同有效的法律，不让守约者吃亏，不使失信者获利，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主体互信互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2019年12月9日，法发[2019]29号)。

最高人民法院答复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中国工商银行湘潭市板塘支行与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湘潭中间试验所及湘潭市有机化工厂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湘潭中间试验所(以下简称中试所)向法院主张权利时，诉讼请求是返还借款本金和利息。中试所与湘潭市有机化工厂(以下简称有机化工厂)之间系因借款产生的纠纷，故该案应定性为借款合同纠纷。

二、有机化工厂与中试所签订的借款协议，违反了企业之间不能相互借贷的有关规定，原审认定协议无效是正确的。中国工商银行湘潭市板塘支行(以下简称板塘支行)明知企业之间不能相互借贷，在有机化工厂已根本无能力还款的状况下，为了下属公司能收回贷款，自己又不承担民事责任，利用

中试所对其的信任，与有机化工厂恶意串通，向中试所故意隐瞒借款的真实目的，并积极促成有机化工厂与中试所签订了不具有真实意思表示的借款协议，将到期不能收回借款的风险转嫁给了中试所。板塘支行和有机化工厂的行为，已对中试所构成欺诈。由此造成借款协议无效的后果，有机化工厂与板塘支行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以上意见，供参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工商银行湘潭市板塘支行与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湘潭中间试验所及湘潭市有机化工厂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复函》 (2001年8月6日，[2001]民监他字第9号)。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

陈全、皮治勇诉重庆碧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夏昌均、重庆奥康置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申字第1760号民事裁定书]

裁判摘要:对于恶意串通行为的认定，应当分析合同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并全面分析订立合同时的具体情况、合同约定内容以及合同的履行情况，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判定。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二审判决认定奥康公司和碧波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是否有充分证据证明。1.关于奥康公司是否明知或应知解除协议侵害陈全、皮治勇权益的问题。构成恶意串通确需为人明知或应知该行为侵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即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恶意。而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恶意则需结合具体案情予以综合评判。本案二审判决根据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签订解除协议当时和之后的具体情况，结合<股东合作协议》联合开发合同及包销协议的约定和履行情况，综合评判奥康公司和碧波公司是否构成恶意串通，证明方法并无不当。2.根据查明的事实，在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2007年12月28日签订解除协议时，该项目已有部分房屋竣工，绝大部分房屋已取得预售许可证，在即将取得项目预期利润时，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签订解除协议，仅由奥康公司支付300万元违约金，将项目归属于奥康公司，缺乏解除合同的合理理由，确属明显违背商业规律，二审判决这一认定并无不当。3.联合开发合同和包销协议的性质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奥康公司已将土地实际交与碧波公司开发，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 没有明显违约行为，而解除协议约定由奥康公司支付碧波公司300万元违约金，确与履约事实以及常理不符，二审判决这一认定并无不当。4.根据查明的事实，解除协议签订后，夏昌均仍在全面负责该项目。现奥康公司主张夏昌均是受奥康公司聘请作为项目负责人，但基于夏昌均系碧波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合伙人之一的特殊身份，奥康公司的这一主张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关于奥康公司与夏昌均在解除协议签订后实施的行为，与合同解除应当导致的后果明显相悖的认定。综上，碧波公司、夏品均、奥康公司认为碧波公司和奥康公司不存在恶意串通所依据的理由和证据，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关于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认定，该项主张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

福建金石制油有限公司、中纺粮油(福建)有限公司、流州开发区汇丰源贸易有限公司、嘉吉国际公司(Cargil International SA)买卖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四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本案中福建金石公司、田源公司、汇丰源公司相互之间订立的合同是否构成恶意串通、损害嘉吉公司利益的合同。

第一，福建金石公司、田源公司在签订和履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的过程中，其实际控制人之间系亲属关系，且王晓琪和柳0锋分别作为福建金石公司与田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上签署，王晓琪和柳锋系夫妻关系，因此，可以认定福建金石公司与田源公司在签署以及履行转让福建金石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房屋、设备的合同过程中，田源公司对福建金石公司的状况是非常清楚的，对包括福建金石公司在内的金石集团因“红豆事件”被仲裁裁决确认对嘉吉公司形成1337 万美元债务的事实是清楚的。

第二，<《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订立于2006年5月8日，其中约定田源公司购买福建金石公司资产的价款为2569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464万元、房屋及设备作价2105万元。大连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6年5月5日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载明福建金石公司所提供的机器设备资产在评估基准日2006年4月30日的评估值为1568.54万元；漳州天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06年11月20日出具《评估报告书》， 就福建金石公司委托对其拥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厂房、办公楼等建筑物进行评估，认定截至评估基准日2006年5月8日委托资产估值为10004607 元。大连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仅就机器设备进行了评估；漳州天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时间晚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签订的时间。显然，福建金石公司与田源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时并未根据会计师事务所的评估报告作价， 因此，福建金石公司、中纺福建公司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是根据两家会计师事务所的评估报告作价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

审法院根据福建金石公司一审过程中出具的2006年5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以其中载明固定资产原价44042705.75元、扣除折旧后固定资产净值为32354833.70元，而《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中对房屋及设备作价仅2105万元，认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中约定的田源公司购买福建金石公司资产的价格为不合理低价是正确的。在受让人田源公司明知债务人福建金石公司欠债权人嘉吉公司巨额债务的情况下，其以不合理低价购买福建金石公司的主要资产，足以证明田源公司与福建金石公司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时具有主观恶意，属恶意串通，该合同的履行足以损害债权人嘉吉公司的利益。

第三，《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签订后，田源公司虽然于2006年6月15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漳州支行向福建金石公司在同一银行的账户转账2500万元，该转账并未注明款项用途，且福建金石公司于当日将2500万元分两笔汇入其关联企业大连金石制油有限公司账户，又根据福建金石公司和田源公司当年的财务报表，并未体现该笔2500万元的入账或支出， 而是体现出田源公司尚欠福建金石公司“其他应付款”121224155.87元。-审法院据此认定田源公司并未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向福建金石公司实际支付价款是合理的。上诉人福建金石公司、中纺福建公司关于已实际支付合同价款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第四，从公司注册登记资料看，汇丰源公司成立时股东构成似与福建金石公司无关，但在汇丰源公司股权变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汇丰源公司在与田源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时对田源公司转让的资产来源以及福建金石公司对嘉吉公司的债务是明知的。(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款为2669万元，与田源公司从福建金石公司购入该资产的价格相差不大。汇丰源公司除已向田源公司支付569万元外，其余款项未付。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汇丰源公司与田源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时恶意串通并足以损害债权人嘉吉公司的利益，并无不当。汇丰源公司是否实际开展经营活动，以及高文天、张洪毅的证人证言， 对一审法院作出上述合理结论并无实质影响。因此，上诉人福建金石公司、 中纺福建公司、汇丰源公司关于一审法院对汇丰源公司状况描述错误、汇丰源公司与田源公司之间不构成恶意串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福建金石公司与田源公司于2006年5月8日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田源公司与汇丰源公司于2008年2月21日签订的《买卖合同》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嘉吉公司利益的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1均应当认定无效。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上诉人福建金石公司、中纺福建公司、汇丰源公司关于其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也没有因此损害嘉吉公司利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中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作了相同的规定。《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作了相同的规定， 只是把“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这一用语改为“第三人”。

所谓恶意串通，是指行为人与相对人互相勾结，为谋取私利而实施的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他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其原理在于，双方相互勾结摄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具有明显的不法性，应当给予否定性评价，从而保护受到侵害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维持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从《民法通则》到《合同法》，尽管不少情形下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规定发生了变化，如欺诈、胁迫、乘人之危，但对于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则保持了同一性，形成了最大公约数，即始终将其规定为无效。因为其他情形多只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权利义务关系，如果有损害，也是当事人私人之间的事，但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则涉及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而绝大多数情况下权益受损的第三人当时并不知情。如果不对此宣告无效，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符。 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具有以下特点:

各方当事人都出于恶意。恶意是指当事人明知其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将造成他人的损害而故意为之。所谓“恶意”，在民法上有两种含义:(1)明知。此种情形在理论上也称为“观念主义的恶意”，也就是说，行为人对其行为的相关客观情况是明知的，至于其主观上是否有加害他人的故意，则不予考虑。(2)明知且具有损害他人的意图。此种恶意在理上又称为“意思主义的恶意”，它是指行为人不仅明知相关的客观事实，而且在实施行为时主观上有侵害他人的故意。此种恶意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侧重于行为人主观意志上的应受谴责性。恶意串通中的恶意，应当属于第二种意义上的恶意， 即行为人具有加害他人的不良动机，且主观上具有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故意。当事人之间互相串通。所谓互相串通，首先是指当事人之间存在着意思联络或者沟通，都希望通过实施某种民事法律行为而损害特定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其次，当事人之间在客观上相互配合或者共同实施了该非法的民事法律行为损害了特定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这里说的特定第三人包括国家、替定集体或者特定第三人。